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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彪出逃的前一天,黄吴李邱在干什么?

1971年9月12日,是个平静的星期天。不要说一般老百姓没有想到,就是被卷进“九·一三”漩涡中的黄吴李邱也没有想到,第二天就将发生震动新中国历史的大事件。当然更没有想到,这是他们政治生涯的最后一天。

那么,1971年9月12日,黄吴李邱都在干什么呢?

黄永胜理了发

9月12日,星期天,黄永胜上午先到理发室理发,然后由大儿子黄春光陪他散步聊天,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回来,接着就是看4个月大的孙子。这时就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,饭后午睡,起床看文件。

9月12日下午,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,黄吴李邱并不知道。周恩来通知黄永胜晚上到人民大会堂讨论政府工作报告。那时政治局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习惯,一般上午睡觉,中午起来吃早饭,下午3点开会或办公,晚上到人民大会堂吃饭,开会到夜里两三点,然后回去睡觉。那个晚上黄永胜就滞留在人民大会堂。

黄永胜的警卫参谋费四金回忆,那一天比较平静,直到晚上快8点,黄永胜才坐车从西山到人民大会堂。

费四金随黄永胜到了人民大会堂,首长在里面开会,他在外面大厅坐着,看见周总理两次出来接保密电话,虽然福建厅里有电话,但没有加密。周总理第二次出来接保密电话时大约夜里12点多。12点以后,周恩来和警卫员走了,事后知道是到毛主席那里去了。夜里一两点,华国锋从人民大会堂北门进来了,四五点周恩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,直到第三天费四金等人才回家。

邱家有家宴

9月12日,邱会作的孙女12天了,邱家十分热闹。按老百姓的说法,婴儿出生第10天要好好庆祝一番,但大家都忙,就挪到了星期天。

邱会作不在,那一段他心情不好。黄吴李邱在庐山上摔了跤,之后风声一阵紧似一阵。邱会作虽然按规定每天读马列的6本书,但心里老是忐忑不安,不知命运如何。他上午在总后召开国防工办会议,下午在京西宾馆开会,会后约吴法宪在京西宾馆见面(后来没见成)。

得到毛泽东南巡的消息后,几个人都没和吴法宪通气,怕他再捅娄子。家人吃完晚饭已是傍晚六七点钟,邱会作回来了,和大儿子邱路光说了会儿话,就送客人走。工作到半夜,他心里烦,多喝了几口酒,就睡了。睡前公务员小张给邱会作吃了两三片安眠药。刚睡着没多久,凌晨3点左右,邱会作被周恩来的电话叫醒,叫他立即到人民大会堂,说有个重要的会。邱会作晃晃悠悠到人民大会堂时,安眠药的劲还没过呢。

邱会作猜不出半夜召集紧急会议干什么,听说周总理、黄永胜他们在人民大会堂修改政府工作报告,那也用不着半夜开会啊,会不会是“庐山”又发作了?从北戴河那边的情况看也不大像。几个小时前,叶群还从北戴河打电话祝贺邱家有了孙女,还说女儿豆豆订婚了,要邱夫人胡敏打个电话给豆豆祝贺。看来,不会有什么麻烦事……可为什么半夜开紧急会议呢?狐疑的邱会作被服务员引到会议厅,也没注意是新疆厅还是四川厅。他小声问李作鹏,知道什么事吗?因为李作鹏接过周恩来的电话,不让山海关机场的三叉戟起飞,所以李作鹏猜到一点情况,说可能是北戴河出事了。邱会作想,北戴河?林彪?能出什么事呢?4点,周恩来宣布,今天晚上发生的事,你们几个不会感到突然吧?接着提高嗓门说,林彪跑了,他坐飞机跑了!

对于“这一夜”,黄吴李邱四大将中只有邱会作最“干净”,另外三位多多少少都有些瓜葛,唯独邱会作对“这一夜”一无所知。

李作鹏忙着种“自留地”

9月12日这一天,李作鹏在忙着种“自留地”。

他的大儿子李冰天回忆,军委办事组没有集体活动,各自回去种“自留地”。所谓“自留地”,就是各自处理本单位的事情。黄吴李邱除军委办事组的职务外,还都兼着各大单位的第一把手。

李作鹏在海军大院47楼“种”了一天的“自留地”,很累。接周恩来电话时,他已经吃安眠药睡下了。这个关于三叉戟的电话是李作鹏、李作鹏夫人董其采和朱秘书三人记录的,核对后,还特意给周恩来复诵了一遍。复诵时用的是董其采的记录稿,周恩来肯定地回答对,传达也是按这个记录稿。后来审理“两案”时,李作鹏坚持不是他一人让起飞的。

处理完山海关的电话,李作鹏又吃安眠药睡了,因为吃了双倍的药,睡得比较踏实,但一听说开会,他马上清醒了:政治局开会从来没有占用过后半夜,是不是与晚上总理那个不让飞机起飞的电话有关?

毛泽东曾评价李作鹏不卑不亢。确实,李作鹏在法庭更硬,认为是他的错都认,不是他的问题,他死也不认账。山海关机场的跑道灯并没有打开,调度室也没给起飞命令,三叉戟是强行起飞。李作鹏不服气:如果林彪要起飞,我拦得住吗?

吴法宪吓得魂飞魄散

9月12日,对吴法宪来说是最混乱的一天。在黄吴李邱四人中,他最知情,也吓得最厉害。

9月11日晚上,周恩来召集会议,吴法宪参加了。会一直开到凌晨一点,这已经是9月12日了。吴法宪回到西郊驻地,打了一阵乒乓球。临睡前他告诉夫人陈绥圻,快要开三中全会了,我要准备在会上再检讨。因为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事情,黄永胜、邱会作和吴法宪都作了检讨,黄和邱的检讨过了关,只有吴法宪仍被吊在空中。

中午起床后,吴法宪叫车与陈绥圻、张秘书回到空军大院。因为写检讨的事情比较急,要马上动笔,而吴法宪的前两个检讨稿和一些文件都在空军大院。陈绥圻找出前两次的检讨材料,琢磨怎么帮助吴法宪写第三次检讨。而吴法宪按周恩来的指示,仔细阅读印发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,然后抽时间处理了一些空军事务。

下午就这样紧张地过去了。9月12日晚8点,吴法宪约空军政委王辉球、副司令员薛少卿找开会的八航校校长政委谈话。约定的谈话结束后,还有一些时间,吴法宪和王辉球就与空军文工团从部队调来的6个指导员谈话,解决派性问题。谈话结束已是9月12日晚上11点多,红机子(保密电话)响了,让吴法宪魂飞魄散的“事件”开始了。